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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行为及法制:中国古代著作权保护的历史逻辑
2019年07月31日 08:44 来源:《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李明杰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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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李明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知识私有观念的兴起与早期著作权关系的形成是中国古代著作权产生的条件。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制约,中国古代著作权保护的发生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呈现出“著作权保护意识—著作权保护行为—著作权保护法制”的历史逻辑。古代文人著述观念的发展变化对著作权意识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在强制性的著作权法令出现之前,民间就已广泛存在通过经济、学术、技术等手段保护著作权的行为。唐宋之后出现了不同的著作权法制保护形式,其中对官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体现的是政府对社会思想意识的控制;而对作者和出版商私权的保护,以及出版商通过著作权声明实现自我救济,体现的则是现代著作权法精神。中国古代没有成文的著作权法不代表没有著作权的产生。

  关 键 词:著作权/版权/中国著作权史/图书文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著作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外一些研究亚洲问题的学者也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中外学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一度成为学术论争的焦点。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著作权,如果有,它源于何时?中国古代著作权保护有何特点,其发展遵循了怎样的轨迹?为什么中国古代未能产生成文的著作权法?窃以为,著作权的核心无非是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而其产生的前提必是知识私有观念的兴起和早期著作权关系的形成;作者、出版者及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因著作出版发生的精神或财产关系,只能产生于作品的创作、传播和利用环节,因此著作权关系的形成过程只能从这三个环节去考察;中国古代著作权保护经历了一个由意识到行为再到法制、由约定俗成的一般社会规范到强制性法律规范的过程,纵然西方著作权保护理念的输入促成了中国近代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的诞生,但其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应被忽略。

  一、知识私有观念的兴起与早期著作权关系的产生

  著作权关系是指在作品创作、传播和利用过程中,因涉及对原著内容的改编、沿袭或以获利为目的的复制传播行为,而在原著与改编(或抄袭)作品、原作者与现作者(或图书复制者、传播者)之间形成的一种精神或财产关系。它是著作权产生的基础,而这又必然以知识私有化为前提。

  (一)知识私有观念的兴起

  早在西周以前,包括著述在内的一切文化活动都由王官垄断,连私人性质的著述活动都不存在,当然就不可能存在知识私有观念。但春秋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周平王东迁洛邑后,王室式微,史官大量流向诸侯国。春秋中晚期,随着诸侯国权力重心的下移,史官又开始流入卿大夫家,出现了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学术活动下移民间,私人著述与藏书活动开始出现。

  著作权作为一种私权,其产生前提是知识私有观念的兴起,而以图书为主要载体的知识的私有化标志就是作者署名。先秦图书不署名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汉代。司马相如作《子虚赋》,与他同时代的汉武帝发出“恨不得与此人同时”的感慨,就是因为作品不署名的缘故。考古发现的战国和秦汉时期的各类写本,“不仅从未发现题写撰人,而且像《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文中只出现‘孙子曰’,从未见到‘孙武’、‘孙膑’之名”①。不过,先秦子书为表明学派身份和立场,常以学派领袖“某子”为书名,如《老子》《管子》《墨子》《韩非子》等,在一定程度上可看作是知识权属的申明。入汉以后,书名与作者名逐渐剥离,且有了著述方式的区分。晋代出现了卷端署名。唐宋时期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作者署名形式及著述方式的分化变得更为复杂,卷端署名发展出单独题署、分列题署和组合题署等多种形式②。古代图书从最初的不署名,到书名兼署作者信息,再到后来的多种卷端署名形式并存,这个从无到有、从简略到详细、从粗疏到规范的过程,标志着作者姓名标记权利意识的觉醒,预示着知识私有观念的逐步形成。

  (二)古代著作权关系的产生

  1.创作环节:代笔、作伪和剽窃

  代笔是作者“自愿”以他人名义进行创作活动,但通常是有条件的,如由署名者供给作者衣食钱物,或由署名者确保作者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实际是变相的著作权转让。古人代笔现象十分普遍,所撰体裁如碑记、墓志、奏疏、公牍、序跋、诗文、书画、汇编、专著等,应有尽有,尤以各种应用文体为多。明清以后,学术类作品明显增加,如清末缪荃孙代张之洞撰《书目答问》、代张钧衡撰《适园藏书志》、代盛宣怀编《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等。就署名者与作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来看,早期以君臣、父子、师生关系最为常见,唐宋以后出现了以游幕为生的职业代笔者,固化了这种著作权转让关系。

  作伪涉及作品内容、年代、作者三个方面。内容作伪是对原作内容进行篡改、抽换,破坏了原作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涉及著作权关系。年代作伪包括出版年代和创作年代两方面,前者属版本作伪,后者一般都与作者作伪有关。作者作伪可分三种情况:一是将自己的作品伪署他人名字。早期的作者多主动放弃自己的署名权,而伪托圣贤之名,以广其传。不论是托名往圣还是时贤,都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他人的精神权利;二是将自己作品伪署子虚乌有的人物名字,一般不涉及著作权关系;三是将他人作品伪署自己的名字,属典型的剽窃行为,严重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

  剽窃现象自古有之,如《礼记·曲礼上》载:“毋剿说,毋雷同。”其注曰:“剿,犹掣也。取人之说为己说。”③“剿说”等同于今天的“抄袭”“剽窃”。我国历史上有很多剽窃的丑闻,如郭象剽窃向秀《庄子注》、虞预剽窃王隐《晋书》、何法胜剽窃郗绍《晋中兴书》、王鸿绪剽窃万斯同《明史稿》等。唐代甚至有因剽窃闹到对簿公堂的案例,如张《朝野佥载》载:“国子进士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堂上镜,得照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为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验。’”④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起著作权判例。

  2.传播环节:佣书和盗印

  作品完成创作后要进入传播环节,但有的作品的传播是未经作者或出版者允许的,侵犯了作者和出版者的正当权益,这就是盗版。盗版在写本和刻本时期分别有佣书和盗印两种形式。佣书,顾名思义就是受人雇佣代人抄书,最早见于战国时期。据王嘉《拾遗记》载:“张仪、苏秦二人,同志好学,迭剪发而鬻之,以相养。或佣力写书,非圣人之言不读。”⑤东汉著名史学家班超年轻时也曾为官府佣书。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便于书写的纸张大规模普及,佣书业获得了很大发展,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职业佣书阶层。即便是在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佣书业在官方和民间仍有存在空间。

  盗印是通过雕版印刷复制和传播他人作品以牟利。如明万历初刻本《牡丹亭还魂记》,朱元镇将所得版片剜去原刊者石林居士题写的序,增刻“歙县玉亭朱元镇校”字样,转瞬之间,就把该书变成了朱氏校刻本。这种行为不仅侵犯了作者的精神权利,还侵犯了原出版者的财产权利。古人盗印的方法很多,一是不经作者同意,直接将其原稿付梓;二是取已有刻本,翻刻其内容;三是将已有之书改易名目,刻作新书以射利;四是将一般图书改署名人姓名,或在名人名作中搀入伪作以牟利。后两类盗印兼具作伪性质,性质更为恶劣。

  3.利用环节:编述和抄纂

  古人在利用前代文献时,经常会对原作进行编述或抄纂。编述是将已有的文献内容重新加以组织和提炼,用编者自己的语言复述原文意旨,其特点是将原文融合到新著之中,内容文字不会原样出现在新作之中,如采摭和引用(古代引文有“略其文而用其意”的特点)、改编和删裁、注释和翻译等。抄纂是抄录已有文献的原文,并按新的体例加以重新组织和编排,其特点是原封不动地辑录原文。古代的类书、杂钞、总集、别集、丛书的编纂,都是抄纂而成。纵观中国古代文献的产生与流布史,原作在进入流通领域后,被编述和抄纂的情况非常普遍,必然引发原作与新作、作者与编者之间的各种纠葛。

  综上所述,古代作品的创作、传播、利用环节涉及著作权关系的因素非常复杂,有的侵犯了作者或第三方的精神权利,如代笔、剽窃、伪署他人姓名等;有的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如改编删裁、采摭引用、抄纂补缀等;有的侵犯了作者或出版者的经济权利,如佣书、盗印等。而且,以上各种现象非常普遍。这就必然在原作与新作,原作者与改编者、蹈袭者之间,原版者与盗版者之间,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利益冲突。不同的主体有不同的权利诉求,这就必然要求社会规范做出相应的调整。

  二、文人著述观念的发展与古代著作权意识的形成

  古代文人的著述观念是伴随私家著述的出现而产生的,经历了从君王政治的附庸到相对独立的文化意识的过程。所谓著述观念,是指作者对著述活动本身所持的立场、态度和价值观,如著述的原创意识、精品意识、传世意识,以及通过著述获得社会声誉(名)与物质报酬(利)的动机、愿望等。

  历史地看,学术风气、主流价值观念及书籍媒介传播方式对于推动文人著述观念的发展变化和著作权意识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孔子“述而不作”的学术理念造就了两汉以注释文献为标志的朴学的繁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文人的创新性;玄学熏染下的魏晋知识分子大胆追求个性自由,创作热情和想象力得到激发和释放,对原创性大为提倡;宋代理学的发达,使得宋人著述观念表现出积极主动的创新意识、精品意识和名誉意识;但到了明代,阳明之学盛行,空谈心性,不重实学,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影响,表现在著述观念上,便是对“义”的轻视丧乱与对“利”的畸形追逐;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提倡学以经世致用,加上他们在学界的影响力,对有清一代形成良好的著述风气、树立积极的著述观念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受儒家传统观念重名轻利、贵文贱商的影响,古代大多数作者对自己的精神权利格外看重,而对经济权利则比较轻视。表现在私家著述出现之初,人们便开始在作品上标记姓名;在创作过程中,对原创性的推崇,对抄袭行为的鄙夷,对作品署名的审慎,以及在创作完成后,通过誊抄副本、寄存名山等方式保护作品内容的完整性等。这些都是作者维护本人精神权利的体现。相反,在维护经济权利方面,大多数知识分子耻于言利或不敢公开言利,敢于公开追求和维护自己经济权利的少之又少,有的甚至成为文人的异类。

  简册时代落后的文献生产方式,文人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将自己的作品传播出去,而对于作品能否带给自己切身的利益则很少关注。纸张发明和普及后,图书流通速度和传播范围大幅提高,作者当时就能感受到作品的社会影响及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强化了传世意识、精品意识和名誉意识,触发了作者对自身精神权利的保护。但这个时期图书出版带来的利益空间仍然有限,作者对经济权利的关注程度依旧不高。雕版印刷技术使得图书出版和传播效率有了质的飞跃,既可为作者赢得社会声誉,也可为作者和出版者带来经济利益。因此,文人著述观念开始发生分化,部分开明的知识分子也不讳言经济利益。

作者简介

姓名:李明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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