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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国东:公共商谈与学术研究的公共性 ——兼谈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两个向度
2019年07月24日 09:3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1期 作者:孙国东 字号
关键词:理性的公共运用;公共商谈;真理共识论;自主性;认知性

内容摘要:

关键词:理性的公共运用;公共商谈;真理共识论;自主性;认知性

作者简介:

  摘要:现代条件下的学术研究是“理性之公共运用”的典型方式,其真理具有易谬性,在性质上是(学术)公共领域基于主体间性的公共商谈所达致的共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公共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它包括外在和内在两个向度:既自主于经济、政治、社会等其他场域,亦自主于个人的价值偏好;其分别对应着言说立场的公共性与言说内容的公共性。为确保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我们需在言说立场上遵循公道性原则,在言说内容上秉持认知性原则。在“后真相/真理时代”,践习公共商谈、积攒公共理性,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所在。

  关键词:理性的公共运用;公共商谈;真理共识论;自主性;认知性

  作者简介:孙国东,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引论:从当下知识界的四种状况说起

  翻检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诸多论者丧失了学术言说本应具有的自主性。让我们从中国知识界特有的二元场域——所谓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分别说起。

  如果笔者的观察不错,继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思想退隐,学问凸显”之后,我们似乎已进入“学问退隐,策论凸显”之势愈加显明的时代。⑴这种“策论”,在学术界表现尤甚,并主要以两种形态凸显出来。

  一是遵循市场逻辑的对策性研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力量已然开始介入学术场域中——一个突出的表征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通过市场导向的所谓“横向项目”或独立董事、法律顾问等校外兼职,开展各种服务于特定“委托人”(市场主体,乃至市场化的行政主体)的研究工作。这种秉承市场逻辑的学术旨趣,固然可通过“产学研一体化”或“教研咨相结合”提升学者服务于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但亦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这种带有“购买服务”性质的研究旨趣,会让学者变成韦伯所批评的“学术生意人”。⑵它不仅会严重威胁学术研究的自主性,由此带来的“学商耦合”、“学政不分”,更会在整个社会形成“精英联盟”(能者通吃)的社会结构,从而给社会正义带来严重的威胁。在当下中国,学者的声誉之所以不高(“专家”被讥为“砖家”),就跟学者与市场主体、行政主体之间存在着制度化的合作乃至“共谋”的空间密不可分。附庸于市场的对策性旨趣可能会败坏市场和行政。由于遵循委托人利益至上的市场交换原则,它实际上会沦为部门主义或本位主义(selfish departmentalism)的帮凶,从而为部门主义或本位主义在整个社会的弥散打开方便之门。不言而喻,在部门主义或本位主义抬头的地方,便是公共性隐没的地方。

  二是附庸于政治的无序智库化研究。早在21世纪初,王元化即曾告诫道:“我敢断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研究也不会成为可以和其他文化活动抗衡的力量。”⑶未曾想,他的断言在今天已基本应验。在学术界,这种学术旨趣主要表现为各种附庸于权力逻辑的无序智库化研究。这种学术旨趣似乎已通过学术资源、学术地位和学术荣誉等的配置而深嵌于学术评价体制中,俨然成为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结构化情境。一个前所未有的例证是,诸多“双一流”高校在学术评价(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中,已开始把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的决策咨询报告折算为相应级别的研究论文,并纳入职称评定等学术评价程序中。学术服务于政治本身是合理的,关键是它服务于自由设置的政治目标,还是政治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政治事业?毋庸讳言,如果学术对政治的服务只是对权力的亦步亦趋,而放弃了对关涉政治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政治事务之战略性、基础性和思想性议题的探究,对政治和学术均是伤害。无论是从历史中国“君师”分立(政治权威与思想权威分立)的优良传统来看,还是从现代良序社会的运行机理来看,学术与政治的良性关系都是前者与后者的规范性互动关系,而不是后者对前者的单向实用性把控。⑷

  如果说“策论凸显”是笼罩在学术界的一片乌云,那么“言私”之风则是飘荡在思想界的一个幽灵。早在两个多世纪以前,清儒章实斋即曾尖锐地批判了当时学界的“言私”之风:“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⑸思想界本应成为“言公之学”的渊薮,但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夫道公而我独私之”的“言私”之风泛起,并主要以如下两种形式表现出来。

  一是迎合传媒风尚的公共言说。在当下中国思想界,所谓的“意见领袖”门槛之低,以至于像韩寒这样没有受过任何学术训练的人,都可以凭借所谓的“韩三篇”跻身“意见领袖”之列,甚至被奉为标杆——另一位以“意见领袖”自居者,甚至讥讽那些鄙夷韩寒的学院派知识分子说,一千个大学教授加起来也抵不上韩寒的社会影响力。然而,一旦把社会影响纳入学术评价中,我们便在实质上偏离了学术自身的逻辑,转而求诸现代传播的逻辑。必须看到,由现代传播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所支撑的信息传播效果,并不依赖于信息本身的真实性或真理性(truth),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间呈负相关关系——当下的网络时代迈入所谓的“后真相/真理时代”(the posttruth era),便指向了受众没有兴趣和耐心关注真相、求诸真理,而孜孜于社交媒体所营造之传播效应的状况。2017年,浙江大学把“100000+”网文作为权威期刊论文纳入职称评定之所以引发广泛争议,就根源于人们对学术评价臣服于现代传播效应而丧失自身坚守的不满。

  二是基于个人偏好的公共言说。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另一种常见的认识取向是从论者个人的价值偏好出发言说公共事务。“我是儒家的信徒,我想从儒家立场谈谈我的看法。”“我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是……”在公共言说中,诸如此类的开场白似乎已成为很多人的言说习性。其他立场相对隐蔽的公共言说,尽管未亮明自己的价值偏好,但实质上仍是从某种未经公共检视的私性价值偏好出发的。在这方面,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是论者在公共言说中最常采用的价值偏好。公共言说,不可能也无必要做到韦伯意义上的“价值无涉”,但能否采用“认知性”(cognitive)即“可分享性”(sharable)的态度,是确保言说内容具有公共性的关键所在;相反,对价值的“独断主义”(dogmatism)态度,即使建立在真诚的信念基础之上,它也只能捕获分享此种价值偏好的特定信众,而不可能说服其他不认同此价值偏好者。

  无论是社会的传媒风尚,还是个体的价值偏好,都属于罗尔斯意义上的“背景文化”(background culture),其相对于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当性,有待于公共证成的过滤和检验。

  就中国知识界的良性发展来说,“指出错的”尽管重要,但“说出对的”却更具有示范效应和累积成效。赵汀阳曾说:“指出错的,却说不出对的,这种流行的批评模式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正确思维。”⑹因此,本文拟把上述四种状况纳入学术研究的公共性和社会科学的自主性中予以观照,从而探讨我们的超越方向。据笔者理解,这些病状在根本上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公共性。接下来,本文拟主要从“公共商谈/话语”(public discourse)角度来把握学术研究的公共性。笔者将首先阐述学术作为“公共商谈/话语”的认识论(包括真理论)前提,并从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与公共性的内在关联入手,探讨学术作为“公共商谈/话语”的价值论要求,即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以及相应的社会科学自主性的两个向度。在本文的最后,笔者拟讨论学术作为“公共商谈/话语”在所谓“后真相/真理时代”的必要性。

作者简介

姓名:孙国东 工作单位: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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