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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文化自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019年07月31日 10: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吴蓓 陆树程 字号

内容摘要:网上彩票购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斐然。“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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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就斐然。“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极大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支持。然而在制度治党成效显现的同时,囿于成员的主体性被遮蔽,高压反腐以来,部分成员理想信念、政治担当、干事本领、精神状态、工作作风不足等问题依然可见。问题背后往往与文化、身份认同不足相关。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常态化。治是手段方式,“人是目的”。制度规制人的外在行为;文化自信则引领价值、追求崇高。全面从严治党旨在由治党走向强党。以文化自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是由“不能腐”、“不敢腐”到“不想腐”的应然逻辑和实践需求,是新时代实现强党目标的应然走向。

  一、全面从严治党中文化自信何以需要?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自身文化、价值理念的高度自觉认同。“欲人勿疑,必先自信”。能否坚定文化自信关系着共产党人能否坚守政治品格、坚固政治底色。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文化自信是更深厚的自信,是更持久的力量,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党应有精神气象。

  1、文化自信是新时代厚植党执政基础的总体性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凸显其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重要地位与价值。全面从严治党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包含对党的组织及其成员在制度、组织、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全面从严,其基本目标是通过治党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而根本目标在于提升党的领导力、以厚实的政治底色和坚定的政治底气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

  文化自信是新时代联结党心民意的共鸣点,是新时代党的建设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自身性质决定其必须始终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致力于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随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物质小康转向精神层面更高追求的满足。毛泽东曾指出,“一个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1]同样,一个没有文化自觉与自信的政党,是不可能引领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奋斗目标。高度的文化自信有助于党校准方向、统一思想、优化党内政治生态,推进党的自我净化与革新。

  2、文化自信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主体性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使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工程;制度治党是基础工程。思想建党旨在从思想根源上固本清源,筑牢理想信念,守正方向,凝聚共识,增强政治定力,提升执政能力;制度治党的实质则是用制度构建对党员行为有力的刚性约束与有效的惩处机制。只有将思想内化于心,制度外化于行,实现两者的深度融合,才能充分发挥两者效用。

  一方面,新时代执政环境的复杂性、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党员队伍构成的多样性使得党的思想建设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难题,对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理论认识、政治素养、执政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化是思想的土壤,“文化是为社会创造意义的一整套价值观和实践的总和。”[2]共产党人只有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才有对道路、理论、制度清醒的认识、理智的判断和智慧地践行。另一方面,制度的本质实为一种规范性的文化。如洛克所言:“规章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心石。”制度自身的德性关系到其能否被尊崇与执行程度。良性的制度不仅是关于行为约束的规定,还是引导塑造其成员追寻理想、实现抱负的规范方式。

  3、文化自信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内在驱动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全党同志必须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作为毕生追求,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3]文化是信仰孕育的母体,信仰是文化的精神内核。作为精神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最为微妙和复杂的信仰问题,其生成与变迁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而言,接受何种文化便会形成何种信仰。作为一个组织,其信仰与表达须适应时代发展与人类进步的要求,否则就是落后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其有无信仰、信仰什么则直接关切到民族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崇高的信仰不会自发产生,离开文化的理性支持与形塑就会出现信仰动摇崩塌,对党的事业信心不足等问题

  经济全球化裹挟下的文化全球化消解着文化主旋律与价值体系,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政治亚文化通过新媒体传播媒介大行其道,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中关注人文、注重道德、讲求自律、追求理想等精神意蕴和积极文化因子日渐式微,部分党员的学习能力不足、理论水平低下,文化力不足加剧个体与现代社会的内在精神紧张和信仰困境,扰乱其理性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诱使他们远离崇高、逃避理想,逐渐滑向非理性的信仰。“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智,不学则乱”,只有认同党的文化、价值理念,才能真正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对组织和人民保持强烈的忠诚,激发出谋事创业的热情。

  4、文化自信是全面从严治党由压力模式走向内生模式的应然之需

  全面从严治党“拍苍蝇打虎”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使党的队伍中毒瘤得以有效清除、规章制度更加健全。但由于我们党所面临的复杂的世情、国情、党情以及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艰巨任务,一些领导干部出现“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等新问题,究其内在根源主要在于“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能力不足和价值观迷离。

  文以化人,文化是个体道德生成与发展的重要场域,由始至终参与着个体德行的塑造。文化自信作为个体成长的内在精神力量,是人的主体自觉性在文化场阈中的展开,表现为个体认知、批判与超越的实践过程,当其能以恰当的路径内化为个体的正义感、羞耻感、责任感等,有助于个体保持持久恒定的价值观,将制度内化为对信仰的自觉追求,涵养个体道德情怀、塑造道德人格,在厘清思想误区、反思、批判和认同中达到信而守道,知行合一。

  二、全面从严治党中文化自信何以可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4]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根源。中国共产党始终作为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党,必须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自觉与自信。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根植的土壤。

  文化的认知与发展不能脱离其民族性。全面从严治党中文化自信必须在本土文化中追寻。其中,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正己之道”强调个体的人格自觉、道德自律,对个体德性养成有着怡情养志的重要作用。

  正己之道 传统文化中义利观、家国意识、成己成物观和向内求善的审美观构成修身正己的重要精神资源。1) “重义轻利、以义制利”。儒家文化强调“见利思义,取之以道”、“以义导利” 、“ 义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5]。只有厘清二者关系,正确处理义利矛盾,才可能在利益诱惑面前保持定力,守住道德底线。2)“家国一体”。家是孕育出一系列价值并使其生生不息的基本单位。“所谓‘正家而天下定’、‘国之本在家’,在传统文化的逻辑中,人性从来就不被视为是个体的‘自然属性’,而是从家庭调教中出来的‘群体德性’”[6]。孝是家庭伦理价值序列中居于首位,由家及国,由孝及仁,由孝及忠,形成了一种独特难以撼动的政治文化,表现为个体、家庭、国家独特情感,“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3)“成己成物” 尽心至诚的理性自觉。“明明德”-“诚其意”-“慎独”-“正心”,追求从“修己”的自我价值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价值的统一,即成己与成物的统一。将自我发展与社会责任、自我价值与社会认同相融合,崇德乐业中“众人皆可以为尧舜”。4) “‘美’在人自身心灵的宁静,即身与心的平衡和谐中,……美是符合‘道’的行为或人,是君子、贤人和圣人的气象之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的终极目的是为实现应然之善、成人之道。”[7]比如在传统水墨丹青的意境中随处可见清幽素雅、超然物外的人文旨趣。高尚的审美情趣让个体日常生活免于沦入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淖,保持心性的澄净与精神的自由。

  为政之道 传统政治文化隐含着鲜明的价值导向,注重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崇尚忠君报国、鞠躬尽瘁、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民本和仁政始终贯穿于社会理想的追求之中,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根本。“政者,正也”,正即守礼、合法。为政者须遵循“五美”、“四恶”的具体要求;“子帅以正,孰敢不正?”[8]为政者的素质德行对民众具有价值引领导向作用。“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9],“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10]为政者须有高度的仁德修养,把民众的信任视为政权的基础。

  2、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

  革命文化既包含丰富的物质文化,各种革命遗址、遗物等,也包含珍贵的精神资源,即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在艰难的环境中磨砺出对党忠诚、敢于担当、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

  对党忠诚 革命时期,建党初期,党的生存环境异常严酷,部分党员入党动机偏差曾给党的队伍造成巨大损失。1929年古田会议明确把“忠实”作为入党的五项条件之一。“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11]。毛泽东指出: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无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12]党在革命时期始终注重忠诚的教育和实践,确保党的先进性、纯洁性。

  敢于担当 敢于担当是党在汲取传统文化担当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政治品格之一。为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用热血和生命践行了对民族和人民的担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2014年《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将“敢于担当”的要求写入其中,敢于担当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具备的政治品格。

  勇于自我革命 “自我革命”精神作为共产党独特的品格是在延传自警、自省的优良文化传统与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主体性根源在于我们党是一个“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党。革命即革故鼎新,善于学习、解放思想,勇于自我批判、自我纠正、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让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与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最终能战胜错误、转危为安。“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3] 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3、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新文化范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14]文化自信的根本是价值自信。从革命到建设时期,共产党始终秉持着高度的价值理念自信,有效抵御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干扰,取得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伟大事业成就。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一种大德,汇聚了新时代党和人民共同信仰与价值目标,与全面从严治党具有内在契合性,是共产党人在新的世情、国情党情保持文化自信之根本遵循。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从国家发展、社会建设与个体完善三个层面的价值表达,融大德、公德与私德于一体。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奋斗目标相一致,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奋斗观指明方向,升华了党的宗旨意识;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和公众参与提供价值指引,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解读与践行塑造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规则意识和权力观、法治观;个体层面的价值观则对全体党员提出了底线伦理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指出了共产党人作为先进分子应有的基本道德品格。真正的价值观自信是激发个体责任感、使命意识、担当精神应然的内在导向,为共产党人新时代的使命任务、价值引领作出明示。

  综上,传统文化中孕育的正己、为政之道,关切日常生活,是全体党员个体思维习惯、行为准则和道德践履的文化基因;革命与建设中的红色文化铸造了共产党人革命精神与政治品格,夯实了党的政治底色和政党优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全面从严治党与时俱进与世俱进的价值旨向,是新时代全面推进执政党现代化的精神保证。

  三、全面从严治党中文化自信何以实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者,“文化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占领”。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各种价值观念、思想文化冲突博弈,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尖锐,党的队伍构成更加复杂,守护精神家园更显迫切。全面从严治党的客体既是“个体的人”,也是“组织的人”,实现文化自信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养党的治理和建设,以家风文化为抓手,组织文化为载体,积极抢占互联网阵地,加强党的话语自信。

  (一)以家风文化为抓手,净化党的精神作风

  家庭是以血缘和精神纽带为联系的社会基本细胞,是个体德性养成的重要场所。中国人历来对家有着深厚的情感,无论社会结构如何变迁,家庭始终联结着个体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家风对个体价值观、个性、品格、气质、作风的塑造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宏观上审视家风文化,它是历经代际传承、发扬的精神遗产。传统社会中家国同构的独特景观构筑了家族成员进而推导至社会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的整体意识, “家国一体”的责任意识,由己及人、成己成物的道德观,以孝促廉的文化传统,极简至善的审美旨趣为个体美好生活指明路向。“中国传统社会里,优良的家风往往起着践行和培育儒家核心价值观,并为践行儒家核心价值观提供实践路径行动方案的伦理妙用”[15]。这种妙用化在革命建设时期依然继续传承,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其人格气节彰显着红色家风。只是随着市场经济渗透生活各个领域,隐含在日常生活中的家风文化受到入侵,“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16]共产党人家风不正,既损害党的形象,也对世风造成恶劣的示范效应。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注重家庭、注重家风,将家风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抓手,也是全面从严治党能够取得文化自信的重要环节。

  一方面,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家风要凸显时代性、先进性与政治性,处理好党风与家风、党性与亲情的关系。重振家风文化不是单纯的回归传统。回溯传统家风,深厚家国情怀是其主旋律,但隐含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的封建意识、特权思想以及流变扩展至人际交往中的“圈子文化”是现代家风文化需克服的沉疴痼疾。家风作为社会意识,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和发展任务赋予新时代家风文化以时代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根本价值导向指明了家风文化的时代主题,仍须以爱国为主线。围绕这一主线,党员家风建设应自觉将党规党纪与公民道德规范融入日常生活,凸出忠诚担当、奋斗进取、志存高远、公道正派等品格养成,塑造高雅的审美情趣,审慎把握人际关系的交往边界,缔造健康的人际圈子,理性对待义利关系。通过家风特有的传播方式、作用机制和矫正功能,推进家风与党风相互作用,达到“家风正,党风端”的文化自信。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家风文化建设须超越以血缘为联系的共同体,发挥与组织建设、社会建设的合力。家风文化的本质是德行教育,它关涉日常生活,更易激发人的情感共鸣、认同与践行。家风文化与组织文化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将家风文化融入党员组织生活学习,通过典型以感召或警示;用《条例》明确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禁止行为,强调党员干部既要修身,还须“管好身边人”,对党员的行为规范由组织圈延展至生活圈,以规范化的形式践行新时代修身、齐家、治国、为民,家风建设更常态化、规范化。将家风文化融入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文化环境建设、丰富的社区活动,畅通公众参与渠道,发挥党员干部带头示范表率作用,让党员干部家风践履置于公众监督中,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更加严密。

  (二)以组织文化为载体,优化党的政治生态

  囿于文化惯性,一些不良文化因子在党组织内依然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这是因为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是破坏党内政治生态的顽疾,危害不容小觑。防止和反对圈子文化,是新形势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17]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特殊的政党组织,组织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展的重要场域,组织文化是组织的灵魂所在。从广义上而言,党的组织文化既包括党的组织体系、规范、日常程序等制度性文化;还包括党在长期执政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内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内核、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目标,以学习、创新、服务为组织理念,以及个体对组织系统的认同、对规则的遵守、对组织的服与其他心理因素在内的观念性文化。制度性文化指向组织应当如何运行、组织成员应当如何做事,对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予以规范与统一,以完成组织具体目标;观念性文化则为组织及其成员提供组织存在与发展的意义。组织文化建设的关键在于将制度性文化的科学性、规范性与非制度性因素,如传统文化中优良习惯、作风、精神等充分结合,在高度自觉的组织认同中结成全体成员牢固的信念共同体,从而培厚党的优良政治生态土壤,全面提升党的能力,以适应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要求。对此,组织文化建设须坚持以下方向:

  第一,守正与创新相结合。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演进中生成其独有的文化基因。一方面,组织文化自信说到底是价值观自信。传统文化中修身正己、为政以廉的道德传统、革命时期锻造出的共产党人优秀品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在改革与建设中所凝练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组织价值观构成了组织文化的鲜亮底色和特有优势,必须延传。另一方面,党的建设正处于特定历史方位,任务更加艰巨,责任更重大,党的队伍构成的新特点,不同阶层、年龄、教育、职业等因素都加大了组织文化认同的难度,造成部分成员思想困惑、信念动摇,鉴于此,当前组织文化建设在守正的同时须注重创新,如汲取西方国家组织建设中重法治、讲程序、强调平等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在创新中寻找其自我发展的力量,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制度与非制度性要素相结合。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纪律严明、制度规范的执政党组织。党的建设实践中,针对不同阶段的现实任务,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创建了一整套涵盖了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的党内法规体系,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创建了“不敢腐、不能腐”的组织环境,填补了传统廉政文化中强调并依赖个体伦理的不足,使得党的优良传统得以更稳固的形式传承。另一方面,组织制度优势在于对外部行为约束、管制与惩戒。但全面从严治党的逻辑推进并不止步于“扎紧权力的笼子”、营造“不想腐”的组织氛围,更要激发全体成员“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干事热情、将个人的奋斗目标融于组织共同愿景的自觉意识。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二靠人格的力量。”当前利益格局的复杂化等因素加剧了组织成员自身个性和利益需求与组织制度共性文化之间存在的某种天然张力,造成部分成员的信仰危机,消弭此种张力是组织文化建设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发挥组织文化中非制度因素功能,实现组织建设中制度与非制度因素的协调有助于消解此种张力。传统文化内蕴的“义利观”“成己成物观”“审美观”等为现代化语境下党的组织文化建设提供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社会的道德情怀和实践智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科学方法论和核心价值观对人的完整性的生命存在提供了更深刻的反思和指导。文以化人,充分的文化自觉与自信推动个体追寻更崇高的价值目标、建构更理性的生活方式,将个体需求与组织目标整合为高度契合的有机体,不仅有利于形塑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也有利于制定更科学合理的组织制度,创造更具凝聚力、竞争力的组织环境。

  (三)抢占互联网阵地,加强党的话语自信

  西方互联网资源对党的建设提出严峻挑战,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新的课题。裹挟于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一些偏见、谬误、歪曲和阴谋试图利用转型时期公众敏感的社会心理以摧毁公众的文化自信,不同程度上消解着对公众对党的依赖与信任。“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互联网+ ”传播方式的交互性、即时性、广泛性,内容的多样态、立体化为推进文化自信提供了机遇。自建党以来,党在思想舆论方面的引导、教育一直是党的建设优势,在互联网阵地更应积极取得其主动权,加强党的话语自信,塑造一个更全面、真实、自信的政党形象,赢得民众信任。

  目前,各类智慧党建大数据平台具有超强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能实时识别、掌握党员的思想甚至行为动态,形成了全面从严治党在互联网场阈中的新型铁笼。然而,要避免大数据的碎片化、低密度价值性,不仅要重视数据的深层挖掘与深度关联,发挥智慧党建的硬件资源和优势;更要重视发挥软件资源的效用,优化内容供给。一方面,要以互联网思维提升党的先进文化阐释力。利用大数据的精确性增强全面从严治党中意识形态建构的针对性。在内容的建构上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严肃的理论解读和生活化叙事相结合,针对全面从严治党中信仰迷失、价值观歪曲等疑惑,挖掘现实题材,将文化内含的精神融于具体人和事中,以真实、细微触动人心,讲清、讲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容,使其既符合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又更容易被广大党员所认同,既具有理论力量又具情感渗透力量。比如,“马克思主义青年说”活动,由学而知、知而信到信而行,在青年群体中取得突出效应。另一方面,在传播方式上结合受众年龄、职业、教育、地区等特征探索差异化、多样化的传播形式,寓文化于符号、文艺、互动等具象中,以讲故事、网络微表达等方式作出创造性转化和传播,以契合广大党员在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体认需求。此外,针对互联网+传播中的恶意“价值偏离”“价值解构”、“抹黑党的形象”等现象做出及时应对,培育党员意见领袖,发挥意见领袖的沟通中介作用和不良文化的过滤作用,提升党在互联网+的领导力,赢得互联网场域中的文化主动权,为全面从严治党营造理性的社会氛围和健康的舆论环境。

  综上所述,文化自信为全面从严治党由“不敢腐、不能腐”向“不想腐”提供内在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独特文化优势,要发挥这一优势,必须深度把握两者的内涵和联系,探寻合理的契合路径,有效整合多方力量,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塑造政治品格、提升政党形象、深化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2.[美]约瑟夫.奈.《软实力》,马娟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3.《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5.张燕婴译,《论语》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6.金强:《 “家国一体”伦理传统及其教育意涵》,《东岳论丛》,2016年第5期.

  7.邵龙宝:《中西审美情趣之比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2期.

  8.张燕婴译,《论语》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179页.

  9.张燕婴译,《论语》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188页.

  10.张燕婴译,《论语》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12.《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3.《列宁全集》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卷第37页.

  14.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4-05-05.

  15.王泽应:《中华家风的核心是塑造、培养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16.《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05月03日02版.

  17.孔德永:《防止和反对圈子文化须臾不可松懈》,《人民日报》,2018年03月14日版.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KS042)和2015年度江苏高校哲社基金项目(2015SJB6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吴蓓,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陆树程,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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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吴蓓 陆树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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